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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搶人”,真的有用嗎?

2018-07-11 16:33:15 和訊名家 
  近半年來,“搶人”成了一個城市熱門話題。

  某些城市降低了落戶門檻,推出花樣翻新的針對高學歷人才的優惠政策,甚至動不動就搞出一個“落戶政策太給力,人才湧入導致戶籍系統宕機”這樣的大新聞。大家看的異常興奮,感覺自己作為一個普通大學畢業生,竟然如此搶手,似乎未來前途無量。但作為城市研究者,我們還是需要冷靜地思考一下:

  “城市搶人”,真的有用嗎?

  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人才爭奪戰”的本質,我們可以用這句話來表述:

  以行政力量幹涉市場經濟環境下高技能勞動力的空間分布”。

  說實話,這種事件,在共和國的歷史上,並不少見,而最有名的一件則是:“

  52年院系大調整”。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出於某些不可描述的原因,中央決定進行全國性的院系大調整。這次調整,共有502個院系搬出原學校,623個院系被搬進來,其中跨城市的遷移占一半以上,共涉及38個城市和200多所大學。許多著名學府從此元氣大傷甚至銷聲匿跡、而某些野雞大學則一夜暴發成為頂級院校。我們來看幾個學校的例子:

  比如:南京大學。

南京大學是高校搬遷中的“五大母校”之一,除了文理兩個學院得以保留並得到加強以外,其他學院大多被拆分,並入特定領域的理工類大學,造就了後世的好幾所“211”。
  南京大學是高校搬遷中的“五大母校”之一,除了文理兩個學院得以保留並得到加強以外,其他學院大多被拆分,並入特定領域的理工類大學,造就了後世的好幾所“211”。

  比如:復旦大學。

復旦大學是高校搬遷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盡管將農學院、財經類院系、政法類院系打包輸出,但基礎文理學科和經濟學科整合進多校資源,實力大幅增強,一躍成為了全國矚目的綜合型大學。
  復旦大學是高校搬遷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盡管將農學院、財經類院系、政法類院系打包輸出,但基礎文理學科和經濟學科整合進多校資源,實力大幅增強,一躍成為了全國矚目的綜合型大學。

  在這次“院校大調整”中,不僅搬遷了院校、師資、教學樓、圖書館、實驗儀器、宿舍、床鋪等等所有硬件設施,更重要的是利用行政力量重新布局了高技能勞動力的空間分布;使得“大學生”這一高技能勞動力群體,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天翻地覆的重新布局。具體請看下圖:

“城市搶人”,真的有用嗎?
  在上圖中,紅色的是通過院系調整獲得“搶人”成功的城市,而藍色的則是“搶人”失敗的城市。那麽,這些“搶人”成功的城市和“搶人”失敗的相比,後來怎麽樣了呢?

  我們以城市大學生數量(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常住人口數量)衡量當代的人力資本水平。為了規避文革的影響,我們選取了文革結束以後、改革開放以來最近一次人口普查(1982年)的城市大學生數量作為指標。結果表明,大學生數量與1952年各市凈遷入院系數量的相關性系數達到0.482(在0.01水平下顯著);換句話說:

  一個城市在當年凈遷入的院系數量越多,以及其所帶動的教育資源分配越多,那麽該城市在當代人力資本水平上的提高程度也越大。

  看起來,行政力量似乎獲得了勝利。

  但是,行政的影響力能持續多久呢?我們又使用了最近四次人口普查中的城市大學生數量進行持續追蹤,請看下圖:

“城市搶人”,真的有用嗎?
由圖可知,隨著年份的增長,城市的大學生數量與凈遷入系的相關性逐步降低。這說明,雖然高校搬遷使得城市人力資本空間布局在之後的一段時間內發生了改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市場化經濟環境下,行政的力量也開始退散了。

  既然行政力量退散了,那麽影響大學生布局的又是什麽力量呢?

  我們來看下面這張圖吧:

“城市搶人”,真的有用嗎?
  是的,沒錯,這就是我國數百年前的“高技能勞動力”分布地圖——

  清朝進士籍貫地圖。很幸運的,由於我們有延續千年的科舉制度,且明清兩代所有進士的籍貫都有著明確的記錄,所以我們可以追蹤更長時間段的高技能勞動力全國空間布局問題。

  我們把歷史的數據提出來,跨越200年,再來對比一下共和國現在的大學生分布。結果如下圖所示:

“城市搶人”,真的有用嗎?
  盡管在最接近院系調整的1982年,清朝進士數量與大學生數量的相關性一度低至0.467(低於院系凈遷入數量的相關性0.482),但隨著年份的增長,每個城市的大學生數量與該城市的清朝進士數量的相關性逐步提高。答案很清晰了:

  被行政力量扭曲的現實正在逐漸向更深邃的力量所呈現出的歷史回歸。

  事實上,早在隋唐時期,中國就建立了相對完善的人才選拔機制——科舉考試。在歷經千年的國家級進化中,我國歷經千年的“人力資本”逐漸在整個國度內找到了自己相對合理且順應經濟規律的空間布局。在這個布局結果中,包含了地理區位優勢、產業結構變遷、歷史文化遺留等等各種復雜的因素,這些因素進一步觸發了規模經濟效應、人力資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補性的存在,使得城市的人力資本積累優勢不但不會隨著時間流失,反而會吸引更多的人力資本,進一步自我強化。最後,這些因素和規律終於穿透了千百年的歷史,在數據上平靜地呈現出了難以被扭曲的強大生命力。(原論文中有關於人力資本積累及人力資本回報在空間上的計量過程以及各因素的詳細分析,感興趣的同學可自行查看。)

  那麽,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

  “城市搶人”,真的有用嗎?

  在上述的討論之後,我們會發現,對此問題的答案其實也是一個新的問題,給我們的所有政策制定者的問題:

  “城市搶人”是否有用,不在於“搶人”;而是在於所謂的“搶人大戰“中,我們是謙虛地尊重規律且順應規律?還是傲慢地用手中的權力去對抗規律呢?

  不管怎麽選擇,歷史都會給我們最後的回答。

  註:

  1.本文由城市數據團根據夏怡然、陸銘的論文《行政主導的人力資本均衡可否持續:讓歷史告訴未來》改編。原文發表於《學術月刊》2018年第5期45-55頁。作者主頁及原文下載鏈接見“”。

  2.明清進士數據來源為朱保炯和謝霈霖(1980)編著的《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該著作詳細記錄了明清兩朝51624位進士的姓名、籍貫、科年和甲次等科舉信息,本文在此基礎上將明清時期的進士籍貫與現在的城市一一匹配對應,最終匹配成功240個城市的47631位進士數據。

  3.其余數據來源於歷次人口普查分縣數據及《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0》。

    本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城市數據團。文章內容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和訊網立場。投資者據此操作,風險請自擔。

(責任編輯:趙艷萍 HF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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