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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杠桿玩家深陷危局 民間配資夾縫尋生

2018-04-13 00:51:00 中國證券報 

  本報記者 楊潔 實習記者 吳科任

  遊走於灰色地帶的民間配資,在證券市場素有助漲殺跌的“功效”。市場行情好的時候,場外配資推波助瀾。但在結構性行情下,不少中小股票流動性不足,致使部分上市公司大股東資金鏈條斷裂,面臨出局。

  在金融脫虛去杠桿的背景下,配資杠桿不斷下行,有的配資公司開始考慮轉型。“走向一級半市場可能成為趨勢。未來更多需要資產端發力,幫助客戶尋找優質資產,完善其並購邏輯成為方向。”業內人士表示。

  成本為王

  “現在就看誰的成本低,扛得住就活下去,扛不住就死。”從事配資業務的李度(化名)在中國證券報記者面前嘆了一口氣。

  李度是一位75後,在上海一家機構做合夥人。除了主動投資管理,配資也是李度所在公司的常規業務。2017年以來,他們收縮了A股的主動投資,只做港股的主動投資,經營重心轉到配資業務。

  與其他民間配資公司不同,李度所在公司不做小散的生意,專給大股東做配資,起配金額至少數千萬元。據李度介紹,他們公司聚集了不少牛散,配資規模多達幾十億元。

  2017年4月以來,A股市場頻頻上演“閃崩”,不少莊股、殼股閃現其中。李度認為,在結構性市場行情下,中小票缺乏流動性,股價下挫,大股東找不到對手盤,資金鏈無法循環,於是“閃崩”也就來了。

  據李度介紹,不少大股東通過高杠桿買殼,買完殼就去做股票質押,質押來資金後炒自己的股票。比如,大股東持有的股票市值是20億元,質押後得到10億、12億元資金,然後將這些資金以1:3或1:4杠桿配資,獲得40億-50億元資金。通過資金推動籌碼集中進行控盤,托高股價。

  一旦此類股票的流動性陷入長期低迷,參與主體將面臨巨大的成本開支。“對倒要成本,市場資金多時,自買自賣占比在20%-30%,稍微倒一倒,不會太難看。”李度表示,對倒成本包括傭金成本、印花稅成本、資金占用成本。此外,還有質押成本和配資成本,前者年利息7%-8%,後者為12%-15%。

  “基本面的改觀以及對股價的推升效應跟不上高杠桿的資金成本,資金成本及期限的錯配,在市場不好的情況下容易被放大,並形成惡性循環。”李度直言,一些公司大股東現在很困難。

  除了基本面及市場風格變化等因素,部分公司股價暴跌可能與前十大股東存在信托產品有關,尤其是單一信托產品。“不少通過配資的資金去舉牌,都會用信托去做產品。”李度坦言。

  李度告訴中國證券報記者,在金融強監管下,杠桿資金來源受到極大限制,現在對信托產品管得特別嚴。“過去信托產品杠桿可以做到5倍甚至更高。現在杠桿比例大於1:1的信托產品都要降下來,60%的信托戶要被清掉。信托賬戶很殘忍,約好的時間不給錢,就要強平。很多人找我們詢問能不能接。這也顯示出市場還沒見底。”

  一位資深信托人士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按照資管新規的要求,信托配資存續項目的杠桿過高,後續到期就不能再延期。我們會提前通知客戶,大股東要想辦法用其他方式來接,或者將由信托平倉。當然,這些都是個股釋放風險,不會形成系統風險。”

  李度認為,近期局部性市場調整的重要標誌就是上市公司大股東爆倉頻繁出現。殼價跌到合理區間,也是市場真正出清的時點。“在全流通時代,大股東走到臺前,搭配或明或暗的配資杠桿,股市一時間風起雲湧。但潮起潮落,過去的因造成今日的果,成敗皆杠桿。”

  灰色地帶

  靳偉(化名)是杭州一家配資公司的銷售總監,四個月時間換了三個做配資業務的“東家”。靳偉先後給中國證券報記者發來三張不同的名片。其中的一張名片顯示其任職機構為上海瑞蔓資產管理公司(簡稱“瑞蔓資本”)。這家機構涉嫌為綠庭投資(600695,股吧)舉牌方上海炳通提供場外配資。

  中國證券報記者獲取的綠庭投資股東名冊顯示,在被上海炳通舉牌前3個月的新增股東中,三個國民信托管理的產品大舉買入,最高時合計持有綠庭投資超過1000萬股。隨後,針對綠庭投資董事會的改選議案,三個信托產品和舉牌方上海炳通都投了反對票。據了解,這三個信托產品的委托人為郭文風和曹晗。曹晗是瑞蔓資本的股東,亦是該公司法定代表人。

  靳偉介紹,公司配資2017年8月時最高提供10倍杠桿,2017年9月降到9倍,2017年12月時降到5倍。2018年3月以來,“正常配資2-3倍杠桿,上證50標的可做4倍以上”。

  正規配資公司的盈利模式相對簡單,主要是息差,有時會有收益分成或顧問費。李度表示:“一般月息一分二,有的大股東(月息)一分也可做。但是,如果有收益,要加10%的分成。資金成本8到10個點。”

  “場外配資屬於灰色地帶,總有一些人瞄準空當玩貓鼠遊戲。”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表示。2015年證券市場大幅調整,場外配資引發廣泛關註,證監會對場外配資進行了數月清理整頓。但從目前情況看,難以杜絕這種行為。劉俊海表示,“做配資的往往不是正規金融機構,當然也沒有許可牌照。”

  盈科全國財富管理法律服務中心執行主任李魏律師介紹,場外配資又叫民間配資,“法律對場外配資並無禁止性規定,場外配資作為平等主體之間的合同關系,如果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就不影響合同的法律效力。但這並不影響證監會依據部門規章對其進行監管。二者是不同的法律關系。”

  遊走於灰色地帶,李度自有一套“行為規範”。比如,不碰價格處於高位的股票,不做生客,不做上市公司信用貸暗保等。在去杠桿的背景下,李度也在考慮轉型。“考慮往一級半市場走。比如,做並購基金、股權基金。這是配資公司的一個趨勢。未來更多需要資產端發力,幫助客戶尋找優質資產,完善其並購邏輯。”

  劉俊海認為,“從防範金融風險、讓金融市場更好服務實體經濟發展、讓資本市場對投資者產生財富效應的角度看,不應該支持場外配資。這一方面需要加強投資者教育,參與場外配資的主體更要慎獨自律。行業則加強自律,監管機構方面應形成合力,消除盲區和真空地帶。”

  李魏認為,場外配資對證券市場泡沫產生及風險集聚有推動作用,但也體現了民間資本對證券市場的投資需求。“資金本身並非風險產生的根本因素,打擊虛假信息、操縱市場、內幕交易等不法行為才是根本舉措。”

(責任編輯:李佳佳 HN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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