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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晉:中國崛起的正確打開方式

2018-02-11 21:21:50 中國經濟時報 

  當前,中國的和平崛起進入關鍵時期。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從來沒有這樣與我們接近。但同時,我們面臨的挑戰也前所未有,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愈演愈烈,中國威脅論此起彼伏,一旦我們應對失當,則有可能前功盡棄。對這些問題,本人一直都有研究和思考,並利用近期到美國哈佛大學訪學的機會,訪談了多位相關領域的專家,回來後將有關內容結集出版——《查爾斯河畔論中國崛起》。

  中國崛起和西方衰落的相關性

  崛起指的是一個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顯著上升。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因此,中國崛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樂觀的人認為,中國成為世界老大指日可待。而冷靜的人則表示,中國和西方的差距還很大。

  對於這個問題,我曾經訪談過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爾·佛格森。他認為,西方文明的統治地位在20世紀已達到頂峰,兩次世界大戰實際上是西方的自殺行為,對歐洲列強來說尤其如此。美國是西方文明的繼承者,而且贏得了冷戰,但目前也面臨嚴重問題,一是無法有效應對外部挑戰,特別是來自恐怖主義的挑戰;二是內部出現制度上的退化,如在公共財政、政府規制、法治和教育等領域。最近,在美國經濟表現欣欣向榮之際,政府再度因預算問題而關門大吉,就是一個例證。

  阿諾德·湯因比曾經說過,當一個文明不能有效應對自身面臨的挑戰的時候,該文明就開始衰落了。因此,說西方衰落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其鼎盛時期已經過去了。而這種衰落早已開始,並不是中國崛起造成的。換句話說,即使沒有中國崛起,西方也會衰落。但是,崛起和衰落本來就是相對概念。如果中國不是在過去40年中表現得那麽突出,西方的衰落可能也就不會那麽明顯,因此也可以說兩者是相關的。

  因此,中國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各有其內在邏輯。中國如果繼續沿著過去成功的道路前進,則崛起終將勝利實現。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如果不能有效應對外部挑戰和內部的退化,則會繼續衰落下去。靜態地看,今天的中國和發達國家相比,當然還有很大差距,但動態地看,就會發現這種差距一直在縮小。但美國等西方國家會給中國這樣從容發展和追趕的機會嗎?

  中國崛起的戰略機遇期依然存在

  在2000年前後,中國政府審時度勢,提出新世紀的前20年是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不久之後,9·11恐怖襲擊事件爆發。對於中國而言,此前不斷增強的美國戰略壓力驟然縮小,使中國的崛起迎來了一個較好的外部環境。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國崛起勢頭更為清晰,中國威脅論在西方國家大行其道,美國奧巴馬政府更提出了“亞洲再平衡”戰略,中國與鄰國的領土爭端不斷升級,中國的戰略機遇期還在不在成為一個問題。

  這時候,特朗普當選成為美國總統。他提出“美國優先”,致力於解決國內問題,盡管在雙邊經貿關系上對中國不斷施壓,甚至將中國列為戰略競爭對手,但他退出TPP,等於放棄了“亞洲再平衡”戰略,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不願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這些做法,實際上顯著地擴大了中國的安全空間和國際影響力的發揮。

  或許若幹年後,歷史學家在回顧這段歷史、分析中國如何成功崛起的時候,會情不自禁地說:中國的運氣太好了!每到關鍵時刻,美國就掉鏈子。

  歷史充滿了偶然性,但透過現象看本質,就會發現偶然之中存在必然。美國之所以把戰略機遇期“送”給中國,歸根結底還不是因為美國在取得冷戰勝利之後,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自以為可以不受約束地自由行動,四面出擊、四面受敵的結果?

  要維持自己的霸主地位,必然要面對一堆的挑戰和一堆的挑戰者,最後難免顧此失彼。今天的美國固然想“遏制”中國,但受制於自身內政外交上的諸多挑戰,已經是力不從心。這就是為什麽,我們作出“我國正處於一個大有可為的歷

  史機遇期”這一重大戰略判斷。

  中國應力所能及地提供國際公共產品

  特朗普上臺以後,美國不想承擔那麽多國際義務,轉而專註國內事務。正在崛起的中國,是否有能力並且願意填補美國留下的國際領導力和公共產品的空白呢?一直以來都有意見認為,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國內還有很多經濟和民生問題尚未解決,不應該把錢花到外面。現在西方人呼籲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義務,實際上是給中國“挖坑”。

  一個國家政府的職能是提供公共產品,如國防、外交、法治、教育、社會保障等,這些公共產品老百姓(603883,股吧)都需要,但由於資源的稀缺性,政府不可能在數量和質量上全部滿足,必須權衡取舍。外交是在國際上維護國家利益的一項重要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能因為國內其他公共服務還沒有很好解決就不搞外交了。

  今天的中國已經深深融入世界,中國的國家利益已經延伸到國境之外。因此,搞好外交才能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由於不存在一個世界政府,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要更多地依賴於大國發揮領導作用。盡管存在小國搭便車的情況,但只要大國自己覺得劃算,仍然應該提供國際公共產品。

  過去中國經濟總量沒有那麽大,開放程度比較低,更多地依賴別人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但如果現在還這麽做,國家利益必定會受損。何況,中國的強勢崛起已經威脅到了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主導地位,這個時候,更需要我們積極地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提供國際公共產品,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樹立起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進而為我國的和平崛起塑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雖說我們國家自身發展的任務依然繁重,但一個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取決於其綜合國力。由於經濟總量大,我們只要拿出一小部分的錢就可以做很多高收入國家都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說我們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都是非常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受到廣泛歡迎。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既是一種“大國特權”,也是一種特殊的“大國紅利”,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作者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

  

(責任編輯:任剛 HF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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