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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俊傑:“短期主義”是金融業的先天缺陷

2017-08-13 11:01:10 經濟觀察網  馬俊傑

  “如果貨幣與社會的關系就像血液與身體的關系一樣,那麽金融業就是心臟;對身體泵入的血液太多或者太少,身體都會受不了,而幹擾心臟工作—哪怕只是一小會—身體可能都永遠無法恢復正常。”這是荷蘭人類學家Joris Luyendijk在一本考察倫敦金融城生態的金融普及讀物《與鯊魚共遊》(Swimming with Sharks: My Journey into the World of the Bankers)中得到的結論。他在強調了金融的重要性之後,重申了貫穿全書始終的對金融行業系統性、先天危機的憂慮:行業的“短期主義”特性,從業者的平庸之惡,監管者的能力限制和社會公眾的無知,讓空前重要的金融業成為人類社會發展逃不過的達摩克裏斯之劍,危機隨時可能爆發,而我們無能為力。作者在書稿完成後征求朋友的意見,甚至擔心在擺明事實的殘酷和解決方案的無望後,是否將書稿擱置一旁不出版才是對讀者的仁慈。

  2008年,受美國次級房貸風暴連鎖效應波及,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於當年9月15日宣布破產。當時我還是個剛剛從汶川大地震的余震中驚魂甫定,又為北京奧運會感到振奮的大二學生。和我一樣,很多人對體量龐大的數字沒有概念,也因而對這場後來波及全球、並讓世界最大的幾個經濟體花了數年時間才逐漸站起來的金融危機沒有直觀的感受。人們津津樂道的是那些昔日出入豪華酒店、乘坐商務艙環球旅行、到天堂小島度假、揮金如土的金融從業人士抱著紙箱站在華爾街的街頭茫然不知所措。這顯然大大低估了這場危機的嚴重性。當天,大西洋(600558,股吧)對面倫敦金融城的投行高管們聽到雷曼兄弟破產的消息,他們很多人的反應是世界末日到了。在全球化發展到即時交易和實時庫存管理如此發達的今天,蝴蝶效應得到了最好的驗證:倫敦的很多投行人士甚至開始囤積槍械、食物和水,隨時準備躲進地窖裏,用這種看似極端的方式應對可能的公民社會的崩潰。為經濟輸送血液的金融體系哪怕中斷短短的幾分鐘,都有可能釀成大禍。為什麽這麽說,舉個例子,三年後的2011年,倫敦市多處爆發暴亂,幾千暴徒就讓倫敦警方無力阻止,打砸搶燒開始蔓延開來。這場大規模暴亂與銀行無關,但卻說明了對人們賴以生存的即時物流系統的幹擾可能造成的嚴重後果,那麽我們可以想見全世界幾十億城市人口通過即時通訊獲得金融體系崩潰的消息會產生什麽後果。

  提到金融的時候,門外漢會以為這是一個整體,從業者做著相同的事。在中國,除了每年高考報誌願的時候填金融專業的泛濫建議和畢業季一窩蜂進軍金融業的就業趨勢,除了每個大城市商業中心區的摩天大樓和臨近的高端輔助功能區,除了時不時見諸報端的金融監管當局高官落馬的消息和各種圈子裏盛傳的“城市傳說”,很多人只知道金融業是個可以“英雄不問來路”的淘金地,是個快速增加個人凈值並以此為基礎實現社會躍層的機會,是個可以展示十八般武藝而不必擔心被監管當局抓住的遊樂場(他們驕傲地認為監管當局不懂,當然有時候他們這麽想是正確的)。然而,要更好理解金融業及其對普通民眾的影響,我們應該看到浮華背後業界生態和行業的天性。我想可以以能夠串聯起“一行三會”(央行,保監會,銀監會,證監會的簡稱)的投資銀行業為例,當然,我們還是把眼光放到金融業最發達的倫敦金融城,畢竟,中國的金融業如果要進一步發展成熟,很可能會變成倫敦金融城的樣子。能夠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取決於我們的智慧。

  只有英國人能夠將品味(class)演繹得那麽好,光鮮亮麗的形象背後,金融業天生是一個以風險承擔為主營業務的行業,將資源配置到最需要它們的地方,將風險降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在各種以財富為底色的對金融業的臆想中,尤其是很多狗屁不通的影視作品裏,專業性是個受到極大推崇的詞匯。而在實踐中,“專業性”(professionalism)往往成為掩蓋其無道德性(amorality)的皮囊。這裏需要區分不道德(immoral)和無道德(amoral),前者是對是非善惡加以判斷,而後者說的是根本不將道德判斷考慮進來。所以金融交易中,不存在善惡是非的判斷,只有盈利和虧損,或者說只有分紅與傭金多一些和少一些的不同。難怪倫敦的投資銀行家只有在說“職業道德”(work ethic)的時候才會用到道德(ethic)這個詞。這種無道德性的根源是投行業對創收的追逐,每年都要錦上添花,否則分紅就會少到可憐,項目負責人也要卷鋪蓋走人。而投資銀行的跳躍式發展形勢,通過並購實現規模的急劇擴大,造成了業務執行人員的變動頻繁,而工作壓力也大到驚人。但他們都是一群意誌力超常的“傭金獵手”,推崇的是“如果受不了熱,就從廚房滾出去”(If you can’t stand the heat, just get out of the kitchen)。我們畢竟不是生活在一份工作可以做一生的時代,頻繁的工作變動無可厚非,但如果一個雇員在早上走進辦公室的時候,時刻想到五分鐘後可能自己就會被解雇,那麽他的行為和心理會是怎樣的?這催生了短期主義(short-termism),一個項目經理或者一整個項目團隊都有可能隨時被競爭對手挖走或者被解雇,你指望他們有多大的責任心呢?

  過去幾十年,為金融世界帶來最大變革的量化交易更將這種復雜性推上了新的高度。掌握數學、化學、物理學甚至植物學專業知識的“書呆子”成了這個時代的寵兒,他們用復雜的數學知識,構建交易模型,並據此展開實時高頻交易,金額龐大的資產交易往往發生在毫秒之間。量化交易員是交易員的大腦,他們構建的模型定義了交易員能夠以多少數量交易多少資產,也計算出了在每一個特定時刻交易員所承擔的風險。而各種產品的結構復雜,計算方法更是非專業人士不能摸到門路,更令人恐懼的是,由於項目和產品團隊人員變動頻繁,甚至連上一級和最高層的管理人員都不能準確掌握自己公司的業務。“馬後炮”是沒有價值的,時候追查涉事人的責任本質上只是說明了預防機制的失敗。而“管理自己職業生涯”而非“管理客戶資產”的專業人士極為重視用電子郵件保留溝通記錄並不表現他們的責任心,而僅僅是對為自己的行為和對職權濫用保留借口。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人們認識到很多金融機構是“大而不倒”(too big to fail),甚至有的是“大而難救”(too big to save),而拯救過無數金融機構的英國前財政大臣Alis-tair Darling則認為現在更棘手的問題是,有太多的金融機構成了“大而不知道它們在搞什麽”(too big to know what’s going on)。監管當局並不認為金融危機是因為有些金融機構刻意隱瞞了風險,而是因為它們自身並不知道自己承擔了多少風險,而到風險積累到崩潰邊緣時,已回天無力。監管機構不知道,金融機構高管不清楚,更遑論普通民眾有多麽知情呢?而金融畢竟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金融風險的積累畢竟將危及尋常百姓的生活。

  靠加強監管或者增強執法力度來降低金融業系統性風險也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且不論監管當局能力建設(從業者轉換身份為執法人員或許有一定作用),用增加系統復雜性的方法能夠解決系統的復雜性問題嗎?歐盟自金融危機發生後頒布了30套對所有金融業參與者、產品和市場的監管法規,作為各成員國出臺管制措施的框架。但這些規制措施除了使得創辦一家小銀行變得難於登天之外,對降低金融風險毫無作用。對這個已經對“曝光醜聞”免疫的行業來說,Joris Luyendijk提出了幾個激進的原則性指南,或許有益:分拆大銀行,降低體系復雜性;避免銀行內部利益衝突,不管這種衝突發生在交易還是資產管理上;禁止銀行構造復雜金融產品,這樣可以讓這個從來不談“消費者權益保護”的產業進一步行業自律;從業者不僅要在盈利時分紅,也要在虧損時分擔他們造成的社會損失。

  沒有一個金融從業者會承認自己要為金融危機負責,或為領到高額分紅感到不好意思,畢竟他們推崇“市場的合理酬報”,畢竟他們做的都是看似無辜無害的工作,但雪崩的時候真的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嗎?

  (作者系法國高等歐洲研究國際中心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崔晨 HX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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